1956年9月，秋高气爽。中共中央机关食堂里端来一盘闽西柚子，朱德看着金黄的果皮股鑫宝，忽然轻声一句：“二十九年前的八月十五，我们就是在汀江边赏月的。”一句话，把身旁的老同志瞬间带回到1927年。
时间回拨：1927年9月5日拂晓，担架在牛牯岭狭窄山道上颠簸前行。担架上的人双目深陷、额头滚烫——那是身患疟疾的周恩来。南昌起义部队南撤途中，他因连日高烧无法行走，只得被抬进闽西汀州。抬杠的四位客家妇女只知道自己救的是“南昌起义伤兵”，却不晓得这位伤兵正是前敌总指挥。
汀州当时仍是清晨的雾气。周恩来被安置在一座砖木小楼，他服下奎宁后昏睡半日。傍晚，房间里只剩油灯淡淡的光，他撑起病体，取来粗纸，蘸药水密写给党中央的报告，叮嘱交通员陈宝符连夜送往上海。密信约千字，字迹干透后隐形，只能在碘酒熏汽下显现，既谨慎又急迫。遗憾的是，陈宝符在上杭码头因一支派克钢笔暴露身份，密信就此折断去路，这段隐秘插曲许多年后才陆续为外界所知。
休养期间，周恩来常到城东福音医院探望伤员。这家教会医院设备不算先进，却已是闽西方圆百里最好的医疗点。院长傅连暲三十三岁，受过西医训练，因侄女是中共党员，早与革命者暗通声气。周恩来和他第一次见面股鑫宝，先握手致谢，再提出一个略带尖锐的问题：“同情弱者是医生天职，可若救起一个刽子手，他又去残害百姓，这算不算真正的人道？”傅连暲沉默片刻，回答：“医者也要有立场。”从此，两人相互钦佩，一段友谊悄然埋下。
五天以后，9月10日，农历八月十五。周恩来病势稍缓，即率一个团渡汀江赴上杭与朱德会合。朱德的第九军已先到南塔寺，寺外白墙灰瓦，在月光下如银。傍晚，朱德迎出寺门，周恩来笑问：“今夜中秋，不请客说不过去吧？”朱德拍胸口答：“包在我身上！”
夜色中，寺里八仙桌排成两列，桌上月饼、糯米酒、山枣、青橄榄，全是附近乡民凑出的心意。军中将领陆续到齐，贺龙因族弟数日前在壬田阵亡，面色沉郁。但当周恩来举杯洒酒，低声道“敬英魂”时，他的眼圈仍微微泛红。短暂缅怀后，气氛转入作战议题，这顿“团圆饭”很快演变成战略会议。
争论的焦点是接下来向哪里进军。俄籍顾问库曼宁主张留守闽西，“收编民军，半年后兵力可翻倍”；叶挺、恽代英等则坚持“直接南下潮汕，乘虚夺广州”。意见胶着股鑫宝，朱德与贺龙态度也趋进攻。周恩来沉吟许久，终作拍板：主力直插潮汕，分出二十五师，由朱德据守三河坝牵制粤军。
这一决定一出，会议室短暂静默，紧接又是忙碌的行军准备。月亮依旧高悬，可没人再留意月色。两天后，队伍离开上杭，进入粤境，起义军在潮汕遭遇强敌合击，三河坝侧翼失守，主力被迫分散突围。周恩来因疟疾再发昏迷，被同志抬到一条渔船上，经汕头湾辗转逃抵香港。此役血战七昼夜，损失惨重。
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朱德在延安回忆1927年那夜，曾对陈毅感慨：“只图一鼓作气，却忘了立根乡村，悔之晚矣。”陈毅嘴里叼着旱烟，摇头叹：“南塔寺的决定，真是悲惨。”言辞虽重，却并非埋怨，而是痛悟：缺乏农村根据地，不可能长久立足。
同一时期，数百里外的湘赣边界，毛泽东已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，开始探索“农村包围城市”。周恩来后来多次总结教训——依赖城市暴动与外援，而忽视发动农民武装，根本道路便错了方向。正是这次损失，让更多革命者认清到农村去的重要性，中国革命道路因此逐渐明晰。
历史没有假设，却总留提示。1956年食堂里的闽西柚子，唤起老战友对那顿月下晚餐的记忆；而“悲惨的决定”在今天看来，却成为促使正确道路显现的必经曲折。对于身经百战的周恩来与朱德而言，失败的代价刻骨，但从迷雾走出的路线，更为坚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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